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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旁观者”到“实践者”

——纪念旬阳县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征文选登

发布时间: 2020-04-01 12:02:21 来源:本网 作者:黄伟

对我而言,第一次接触到“人大”这个名词,还是在初中时期的政治课本上。“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各级权力机关。”这三句话我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政治老师说,这是必考内容。再到后来的高中、大学生涯中,对人大的认知也只仅仅停留在书本上、电视里。

2004年6月1日,在考取公务员完成两年基层锻炼后,我被正式分配至旬阳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任人事代表工委科员,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人大“亲密接触”。首次进入权力机关工作,既感觉神圣,又充满新奇。“代表大会、常委会、主任会,视察、调研、执法检查,审议、询问、质询,决定权、监督权、任免权......”一个个全新而专业的名词,一项项法定且严肃的职权,让我这个人大新兵茫然不知所措。幸好,在领导的教诲、同事的帮助和自己的刻苦学习下,我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逐渐成为了一名“行家里手”。转眼,我已在人大工作15年,历经四届,成为了一名年轻的“老人大”。回首15年的工作历程,收获良多,感触颇深。一路走来,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人大机关是一个风清气正、作风务实、充满关怀的温暖家园,也见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旬阳大地扎根发展的一幕幕生动实践。


一名被“红牌罚下”的代表

《代表法》第41条规定,代表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大代表会议,其代表资格终止。但实际操作中,因未参加人代会被终止代表资格还是比较罕见。

2002年换届时,段家河镇某选区选举产生的县人大代表黄某,在当选后2003年-2005年期间四次人代会均无故缺席。县人大常委会得知此事后,立即要求人代工委派员到该镇进行实地调查,我是调查组成员之一。经查,该代表当选后即举家外出务工,因当时通讯手段有限,自此行踪不明,再也无法联系上。这也意味着该名代表在当选后的四年间从未履行过代表职务。将调查情况向主任会议作专题汇报后,主任会议研究认为,该代表当选后四年既不参加人代会,也未履行代表职务,明显违反《代表法》规定,事实清楚,情节严重,决定依法终止其代表资格。后经旬阳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依法终止了其代表资格,并对外公告。因未参加人代会而被亮“红牌”,终止代表资格,这在旬阳人大的历史上应该是第一次。此事也被写入了当年的工作报告,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其意义在于打破了以往人们所认为的人大代表“只有违法犯罪,才被终止代表资格”的认识误区。

后来,我以此为素材写了一篇短消息《连续四次不参加人代会,旬阳一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适逢中央9号文件刚刚下发,其主要内容就是要进一步加强代表工作、发挥代表作用。《民声报》以加编者按的形式在报眉刊发了此稿,肯定了旬阳的做法,号召各级代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9号文件,履行职务,发挥代表作用,切实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此稿也获市人大推荐参评全省人大新闻奖,可惜在评选中,有评委提出:“按《代表法》规定代表无故两次不参加人代会就必须终止资格,而旬阳这名代表四次不参会才被终止,工作上还是存在明显瑕疵”。最终未获奖项,也算是一点小小的遗憾。

在我看来,人大代表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连一年举行一次的人代会都不能参加,被除名不应该感到委屈。县人大常委会依法终止该代表的资格,虽来得有些晚,但终是给那些不把履行代表职责当回事的人大代表敲响了警钟。


一场从“犀利”变“温和”的质询

“质询”是人大监督中最具“杀伤力”的刚性手段之一,在全国范围内也鲜有使用。有幸的是,我亲眼见证了一次,尽管中途“夭折”,最终以“改头换面”的形式进行,但依然值得称道。

那是2005年,县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大会开幕的第二天上午,各代表团分组讨论时,城关团部分代表向大会主席团提出申请,要联名对县公安局提出质询案。事情来得很仓促,主席团成员立即召开会议向提案代表了解缘由。经了解得知,县公安局在八年前侦办该镇某村干部涉嫌经济犯罪案件中,将涉案的该村集体资金七万余元一直暂扣未返还村集体,村民多年持续上访,均未得到解决。这次人代会上,在对此事不满已久的部分代表的倡议下,联名提出了质询案。按照相关规定,如有代表提出质询案,大会秘书处应当对质询案进行整理、分类和分析,研究质询案处理的具体意见,向大会主席团会议提出质询案处理意见的报告。然后大会主席团根据大会秘书处的报告,决定代表质询案是否列入本次会议议程。质询案是否符合要件?是否同意立案?是主席团会议讨论的焦点。本着真正解决问题,避免激化矛盾的出发点,主席团会议认为不宜采用“剑拔弩张”的质询,决定用更加“温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让公安局负责人到场接受代表询问,并由城关代表团团长向提案代表做好解释工作。最终,经相关代表同意,将质询改为询问。大会秘书处立即通知县公安局负责人到场接受询问。在主席团会议室,面对代表的询问,县公安局负责人现场答复,扣押资金确系公安机关挪用于弥补经费不足,工作存在明显过错,并表态会后将立即整改,10天内解决代表诉求。事实证明,刚性手段是人大的监督“利器”,虽偶尔露峥嵘,但效果确实“杠杠滴”。

后来,据我了解,一个月后,县公安局将暂扣款划拨至了该村账户。至此,这件历时八年的信访案件通过人大代表的质询监督得到了圆满解决。时任县人大办公室主任秦高汉还以《八年暂扣款,质询一月还》为题撰写了一篇新闻稿,在民声报头版头条刊发,并获得了当年的省人大新闻奖。最终的结局是“皆大欢喜”。


一次“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交流

2017年6月初,我和办公室赵攀强主任一起到人大办联系村龚家庄村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突然接到常委会主要领导陈德智主任的电话,要求我俩迅速回机关开会,有紧急工作任务。我们立即驱车返回,赶到会议室时,陈主任以及其他相关领导已等候多时了。陈主任开门见山地说:“刚刚接到市人大传真,全国人大拟召开关于关于县乡人大工作的重要会议,因旬阳在推进乡镇人大规范化建设方面成绩突出,实践特色明显,省市人大确定由旬阳县人大常委会代表全省县级人大在会上交流经验。市上要求三天后上报材料,时间非常紧。今天的会议主要内容就是商讨交流材料的起草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旬阳人大工作得到省市认可,在全国人大这个高规格的层面交流,是天大的喜事!担心的是作为办公室政务副主任,材料撰写是我分内之责,在如此高规格会议上,能否用高水平的交流材料完成我县人大工作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首次华丽亮相,心里没底。最终,陈主任亲自拟定了提纲,材料交由赵主任和人代工委曹廷胜主任牵总统筹,我和人代工委的副主任邓发平具体执笔。所幸,在陈主任的悉心指导和精心修改下,我们圆满完成了材料起草任务。

2017年 6月19日至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推进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经验交流会如期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这次会议总结起来就六个字,“规格高、接地气”。在会上,陈主任作为我省唯一参会的县级人大负责人,与人大系统最高级别的领导人“面对面”交流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介绍了我县“三位一体”推进乡镇人大规范化建设的做法和经验,得到了与会首长和同志们的一致肯定。也是在这一次会议上,张德江委员长在讲话中首次提出了“要使人大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要使人大成为有效担负起各项法定职责的工作机关”,这“两个机关”的定位和要求,开启了地方人大工作的新征程。

在国家层面交流,开创了我县人大工作之先河。市委把我们的工作模式命名为“旬阳样板”在全市推广,经验做法被纳入市委《有效破解基层人大履职行权“虚化”问题的实践与思考》调研材料,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批示。旬阳人大工作自此走上了“人生巅峰”,在全国“走红”。据统计,自2017年7月以来,先后有24批次外地人大来我县考察学习乡镇人大工作(不含部分直接与各镇对接的考察团)。现如今,我们的人大干部不论是到省市人大开会,抑或是到外地学习考察,每当向别人介绍“我们是旬阳人大的!”总觉得格外骄傲和自豪。

以上几个片段,仅仅是地方人大历史洪流中的一朵小小浪花。从1980年5月旬阳县人大正式设立常委会,40年来,发轫于改革开放,与时代同步伐、与改革同频率、与实践同发展的旬阳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旬阳改革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丰富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置身其中,我倍感荣幸。

24岁进入人大,如今已近不惑。在人大工作这十五年,我从帅气“欧巴”变成了油腻“大叔”,从一名普通干部成长为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办公室副主任,变化的是年龄、容颜和岗位,不变的是对人大工作的情怀、定力与坚守。

步入新时代,党中央对地方人大工作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县乡人大迎来前所未有之机遇。有幸成为这个时代的忠实见证者,我乐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基层日益巩固完善、蓬勃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在旬阳大地展现出更加生动的局面。我仍将矢志不渝、勤耕不辍,为旬阳人大事业发展进步陈绵薄之力。